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河南省信阳遂平县?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但县里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这一年河南省全省粮食放了卫星,已报了中央,并受到表扬。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人均粮食1565斤,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曾为刘少奇秘书的邓力群1998年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信阳事件”揭开了全国各地大量“饿死人”事件的盖子,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据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根据记录,这三年并未发生持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也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干旱或洪涝灾害。1959年7至9月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过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过较大洪水。
1959年全国粮产量下降17.6%,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用1/3的耕地种庄稼,1/3的耕地种树、草,1/3的耕地休闲),浙江、山西、陕西、山东等许多地方大量弃耕。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在最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又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中国的大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禽、蛋、肉等副食品成火车皮的运往苏联。与此同时,中国为了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1960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为负的千分之4.57,下半年政府开始采取救灾措施。1981年,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将“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正式改为“三年困难时期”: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少奇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1958年中国进入了“大跃进”时期,形成了一片浮夸风。下面是1958年中国发生的大事件,仅供大家参考。
1大事件
1.1958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在京举行。刘少奇在中央工作报告中谈到民族地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及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倾向等问题。杨静仁在会议上做了《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
2.1958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大跃进”运动是在不断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中共中央1958年1月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1956年“反冒进”说成是“右倾”、“促退”,进而提出了“大跃进”概念。
3.1958年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同赫鲁晓夫论讨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会谈中,毛泽东拒绝了苏方在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否认了要搞联合舰队是苏共领导人的意见,说是尤金大使不懂军事,没传达清楚,他们只是提出共同研究舰队的问题。
4.1958年3月12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决定于1958年年底以前,志愿军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志愿军从3月15日到10月26日,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八年中,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及朝鲜人民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共同抗击美军的侵略,对保卫朝鲜人民的革命成果,保卫中国的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和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5.1958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遵照彭德怀部长1958年10月20日下午三时的命令,于20日下午四时对金门地区蒋军地面军事目标和金门海域蒋军舰只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
2大跃进运动影响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7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