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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叙事性艺术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它之所以能为荧屏前的观众所接受，就在于它契合了相同文化背景下观众的期待视野、审美习惯和价值观念。

传统文化形成了一个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与生活息息相关却不自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总会不自觉地影响艺术创作，参与到艺术创作活动中来。

当前立足传统文化进行人物塑造，是电视剧普遍遵循的主流叙事策略。年代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类型，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是年代剧创作的主流意识场域。无论是儒家文化、佛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这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都对人物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人物塑造受儒家文化影响。众所周知，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国家治国理政的工具，同时也是个人修身养性的法则。

儒家文化是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文化，“仁、义、礼、智、信”是其思想核心。年代剧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父母爱情》典型的表现是两个参军的儿子难得回家探亲时，却意外遭遇父亲的“私生子”上门认亲，成熟的他们非但没有责难父亲，反而主动为父分忧，助“兄”脱离尴尬境地。二人形象中体现出的理解与包容，是“父子之孝”、“兄弟之悌”的最好写照。

“义”者宜也，是一种绝对、不可悖反的道德律。社会中每个成员都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本身就是目的，而非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即“为而无所求”。

这种“义利观”在《父母爱情》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江德福为安杰患脑膜炎的侄子求取稀缺药品——盘尼西林，不是为了博取女方的感动，更不是刻意标榜自己高大的形象，相反只为挽救稚子于危难、给孩子以生机。

“礼”是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是人的内发理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以互相尊重为前提。《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在得知妻子与兄弟乱伦时，甘愿冒牺牲政治生命的风险也毅然离婚，根源就在于其对纲常的看重和礼法的遵守。

“智”指明辨是非，古语云“智，烛也”，即智者愿于黑暗中点燃烛火，为他人照亮前进之路。《父母爱情》里安杰夫妇就生动地诠释了“义”，他们无惧浩劫中姐夫欧阳懿一家的“特殊身份”，政治上予以庇护、生活上予以照拂，为姐夫一家带去坚强的理由、点亮生活的希望。

“信”属于理性的范畴，不仅指诚实守信、言行一致，还包括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能一视同仁。“信”始终是隐藏在《父母爱情》中的一个行为契约，江德福晚年退休、衣锦还乡时选择的地点是落后的农村老家。

宴席上他全然没有军事司令的架子，与朴实的村民同吃同乐，甚至能唤出每一个童年玩伴的名字，反映出知恩图报、一视同仁一直是他为人处世的价值准则。显然，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特点的突出是基于儒家文化的内在含义和思想核心所设定的。

第二人物塑造受佛家文化影响。佛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本质相同，同样重视心性修养层面，强调大爱和无私奉献。儒家文化讲求得“五常伦理”同佛家文化规定的“五大戒律”一一对应。“仁”与“杀生戒”相近，就是说众生平等，皆可成佛。

“义”与“偷盗戒”相近，就是不与取，不该拿的不拿、不被允许的不拿；“礼”与“邪淫戒”相近，就是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不追求过分享受。

“智”与“妄语戒”相近，就是口常清净、言无误失，以爱语安慰众生；“信”与“饮酒戒”相近，就是不酒后乱性、失信于人，亦不提倡净财沽酒而饮。可见，“五戒”与“五常”相通，恪守戒律是达到圣人之境的方法论，因此年代剧十分注重对观众的训诫。

训诫必然要通过话语传达，影视文本中的台词承担着转述训诫的功能。而人物形象也于台词对话中被侧面烘托。

《父母爱情》中江德福嫌弃安杰“我教你六亲不认地注意影响了吗？”，安杰惧怕麻烦、小市民的心理跃然眼前；江亚菲怒斥江卫民“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自己的命不好、怨你运气不好！”，江卫民怨天尤人、固执己见的形象展露无余。

简洁的台词无不蕴含着“五大戒律”对人的训导，并提醒观众以此为戒，提升自身的道德品性和心性修养。

第三人物塑造受道家文化影响。除了儒家文化和佛家文化外，年代剧还涉及其他文化流派。道家文化起源于中国古代先秦王朝时期的道教，二元对立是其思想精髓，长久以来它早已衍化为国人的一种思维习惯，浸润到艺术创作活动的各个角落。

年代剧在塑造人物时，自然也受其影响。尤其注重在家国指涉下，突出人物的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试析《父母爱情》中的老丁，他内部冲突是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国家建设者，而不单是一个追求爱情、服务家庭的理想主义者。

外部冲突则体现在个人希望能与这样的知识女性结合，现实却要求身为无产阶级的他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细想之下，老丁冲突的根源正在于其家庭观念和国家意识间的裂痕。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在驱动情节的同时，也使故事充满力量。但是世界处于永恒变动中，原因在于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反者道之动”。

阐释开来，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艺术家依据万事归一的法则，在艺术作品中设立矛盾冲突，在特殊条件下令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由此和谐共生。

正如《父母爱情》里葛美霞与王副政委的人物关系那样，过去二人因阶级身份的差异而彼此厌恶，晚年却不计前嫌结为伴侣，由排斥转向吸引，使故事流动起来、顺势发展下去。

观众在感叹传统和时代带给人物无常命运的同时，也自觉接受了辩证思维的文化心理，参与到年代剧创造的“大道”世界里。有人说道家讲求“出世”，并将其解读为清心寡欲、消极避世。

实则不然，它真正的含义是入世无所求、处事自逍遥。通俗来讲，就是在尊重客规律的前提下，既不遗余力、又顺势而为，以平和的心态待人、轻松的心态对事。

《父母爱情》中的江德福睿智机敏、军功赫赫，本应官运亨通却并不追求仕途升迁，即使面对亲友鼓动也不为所动，反而将更多时间放置在经营家庭和关心他人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消极避世，对待事业他依旧能尽心尽责、一丝不苟，在群众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超脱的“出世”思想在江德福身上得到了很好地诠释，道家文化意蕴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