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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修复经典”单元，库布里克、波兰斯基、安东尼奥尼、刘别谦、奥利维拉和里维特的名作轮番登场，看得观众眼花缭乱。我也幸运地在能容纳千人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观看了波兰斯基名作《钢琴师》的修复版，全场观众随着主人公斯皮尔曼的逃亡旅程惊叫、苦笑、落泪，几乎所有人都留到了片尾字幕滚完的最后一刻——也就是斯皮尔曼弹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才爆发出按捺已久的掌声，经典电影的魅力诚不欺我。

以上几位大师的作品都有很大机会在内地影展与观众相见。但“修复经典”单元另一部作品的内地展映命运，却不那么明朗，或许是出于知名度和题材原因所限。我希望我的悲观预测不要应验，因为这部被历史和东西方种种主流话语掩埋的电影，有着被世人看到的价值。

它就是首映于1972年的阿拉伯影史经典作《受骗的人》（港译名《烈日之下》），故事背景设定于伊拉克，实际拍摄地和出品国却是叙利亚，由埃及导演陶菲克·萨利赫执导，讲述的则是巴勒斯坦国民在以色列建国后十年间遭受的种种创伤，和他们孤立无援的无望处境。

《受骗的人》改编自巴勒斯坦作家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作者本人的生平极具传奇色彩：他既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又是巴勒斯坦左派激进抵抗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显要成员，为其出任官方发言人，并创立和主编了组织的官方周刊《标靶》。卡纳法尼被誉为“没开过一枪的指挥官”，相信以色列的复国主义者也深深认同。1972年7月，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将卡纳法尼暗杀于其侨居的贝鲁特，早早将后者的生命定格在36岁，距离《受骗的人》的首映则过去仅仅半年。

《受骗的人》的命运自首映起便充满坎坷。由于激进的政治倾向，它在出品国叙利亚仅上映两周后就遭撤片，而它在几个被影片批判的国家更是被禁映，其激进意图因此并未真正抵达大众。反倒是在巴以冲突急剧升温的2023年，它在种种机缘巧合的作用下重见天日：在马丁·斯科塞斯领头的电影基金会和博洛尼亚电影资料馆基金会的主持下，这部遗失原始底片的电影被集结现存最佳素材，修复为4K版本，重映于纽约和伦敦电影节后，它的真容也终于首次抵达香港。

《受骗的人》是一部集合了欧洲现代主义电影和冒险片传统的风格混成物。其导演萨利赫曾在法国研习电影专业，因此影片对法国经典电影的致敬也很明显：影片前半部是阿伦·雷乃式的记忆迷宫，后半部则是《恐惧的代价》式的九死一生通关剧情。两个部分相辅相成，呈现出巴勒斯坦国民在1958年无路可走的生存困境。

在记忆迷宫部分，导演用记忆、现实、幻想与未来相互交织的复杂剪辑手法，展现出三代巴勒斯坦国民的艰苦历程。

老农民Abu Qays，还保留着些许对战前生活的美好记忆，然而以色列的建国彻底击碎了他和家人的田园牧歌生活。他们被逐出土地，流转于黎巴嫩与伊拉克的难民营中，生活苦不堪言，缺乏希望，只有偷渡至石油大国科威特，才有机会使自己和家人改变悲惨命运。

青年As’ad和少年Marwen，与 Abu Qays也是殊途同归。前者曾短暂投身革命事业，却因为饱受当权者的骚扰和羞辱而心灰意冷，只想逃离充满纷争的故土，去异国重新开始生活。后者则是因为哥哥和父亲先后抛弃家庭而去，不得不扛起抚养母亲和弟弟妹妹的重任，而他能看到的唯一希望，也是去科威特寻找机会。三人的命运便如此交汇。

萨利赫梦幻般的闪回剪辑，使影片对三人经历的叙述充满了轮回般的宿命感。他们的过去和未来仅仅是同样磨难的重复，他们面临的困境也没有太多不同。在沙漠烈日的暴晒和创伤记忆的纠缠下，他们的处境形同炼狱。逃往科威特，是他们唯一的指望，可要实现它又谈何容易？

影片随之进入了“恐惧的代价”环节。与亨利-乔治·克鲁佐的名作一样，三位主人公与带领他们的向导/走私犯/司机要一起经历地狱难度的通关环节。夜间公路充斥着边境巡警，因此主人公要动身，只能赶在酷热的白天。他们需要躲在司机驾驶的卡车的金属水箱中通过边境，而烈日下的金属水箱，形同天然蒸笼，挑战人体的承受极限，一切赌注都押在了司机能否在短暂时间内顺利过关上。

而司机也有着自己的背景故事。看似利欲熏心的他，也曾经是心存热血的巴勒斯坦抵抗战士，然而他付出了青春和健全的身体做代价，却没换来一丝希望，只有疲惫和痛苦占据他的灵魂。于是他转行人口走私犯，只想赚够钱后颐养天年，然而这与三位偷渡客眼中的科威特一样，也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

《受骗的人》是部悲惨的电影。但它不止于呈现悲惨，它试图探究巴勒斯坦人民悲惨处境的成因。是谁在欺骗他们？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他们的同胞。萨利赫和卡纳法尼激烈控诉着为保全自身利益而妥协求和的巴勒斯坦当权者，认为是他们出卖了全体国民，让大家深陷在“夹在复国主义者和叛徒、恶魔和深蓝色大海之间”的炼狱处境中。

影片对于阿拉伯世界邻国对待巴勒斯坦国民的态度同样言辞激烈。在主创眼中，科威特是对巴勒斯坦无动于衷的彼岸，伊拉克是盘剥落难巴勒斯坦国民的机会主义者（以片中市侩的伊拉克人口走私犯为代表），约旦则是始乱终弃的盟友。As’ad对约旦贵族的刺杀密谋，影射着1970年发生在巴解组织和约旦武装力量之间的激烈战斗，在其中有三千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站在萨利赫与卡纳法尼的立场上看，巴勒斯坦国民无疑是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垃圾。

而巴勒斯坦人在最近七十多年里所要面对的处境，不仅仅是被抛弃，更是被主流媒体剥夺话语权和可见权。

仅从电影圈来看，君不见《惊声尖叫6》主角梅丽莎·巴雷拉仅仅因为在社媒上替巴勒斯坦发声，便被系列制片人封杀，而《利益区域》导演乔纳森·格雷泽也仅仅是因为在奥斯卡获奖词中呼吁巴以双方都停止非人道行为，就遭到了一大批犹太裔好莱坞成员的抵制，大有将格雷泽清理出门之势？

仅仅是这些替巴勒斯坦发声的外族人，就会遭遇如此汹涌的舆论风暴，我们很难想象巴勒斯坦人本身的舆论处境到底有多糟。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论其影史价值如何（话说回来，影片将第三电影美学与欧洲现代性叙事手法的结合，的确值得被研究），也不论其观点是否流于过激，至少在为巴勒斯坦处境提供可见性的维度上，《受骗的人》作为电影，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它被历史不公正地埋没了太多年，更可悲的是，主创在影片中指涉的多数问题，至今都仍未过时。所以，现在，是时候让我们重新审视这部深远意义延续至今的电影了，也希望它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共情，能为结束这一切悲剧，带来一点应有的助益。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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