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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苇笺

《红毯先生》是这个春节档最特别的一部电影，正如上映前终极预告中所展示的那样：不是八卦片、不玩爆笑梗、不走合家欢，这些显然跟春节档常见的观影氛围相差不少。

上映两周前的一个周末，娱乐资本论在北京见到宁浩。采访过程中，小娱曾询问他对于这部电影与春节档匹配程度的想法，宁浩给出的回答是：“档期也是被塑造的，春节档也不都是合家欢，应该给观众看点不一样的。”

的确，这是宁浩、刘德华以及影片本身的一次冒险。

在最吸引普通观众的娱乐圈秘辛和刘德华往事的外壳下，宁浩想讲的是一个关于“沟通”的故事，在人人都以自己立场出发的时代，每个人都很难理解对方。他用“孤独、忧伤”形容电影里的刘伟驰，一个努力想拍电影获奖的明星，找到拍农村题材这个讨巧的方法，但总是事与愿违。

电影中大篇幅的留白，是希望观众来填上的答案。但这种偏重作者性表达电影，或许最终的使命，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受众，真正完成戏里戏外宁浩都提出的最终命题：沟通。

“我想往回找找”

《红毯先生》的起源，是那个被大家熟知的故事：2005年，刘德华投资三百万给宁浩拍《疯狂的石头》，票房高达2500万，宁浩凭借此片声名鹊起。

当初刘德华投资前看中的，是宁浩在电影节参展的《绿草地》，他在电影中看出这位新锐导演有做商业片的潜质，给他命题与拍摄的自由，为了这份自由，宁浩放弃了其他更高的投资，选择了刘德华。

那之后，宁浩一直想为刘德华拍一部电影，但始终没找到合适的表达。用宁浩的话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而华哥之前饰演的角色与他之前电影中的主角相差太远，“因为我太知道他是刘德华了。”

宁浩选演员，看中的是最适合演员本身的气质，而非“颠覆性”。在《疯狂的石头》前，黄渤出演的《上车，走吧》《生存之民工》，都是以市井小人物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宁浩发觉香港演员来内地演戏的风潮越来越盛，这个故事有了现实基底，再让刘德华演一个在此背景下的大明星，合理又新颖。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的碰撞，电影与短视频表达的错位，故事有了自然生长的根基。

在采访中，他把这部电影称作是给华哥的一份礼物，但在这之外，《红毯先生》也是宁浩本人在视觉美学与叙事上的一次回归，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往回找找”。

早期的两部作品《香火》和《绿草地》都只有400镜左右，一方面受限于成本，另一方面也是他当时的美学追求。

这种极简主义电影在北欧有代表导演和作品，宁浩认为，这也与当地生活环境相关，“我们生活的环境在视觉上有时候太过繁杂，因此我们在镜头上简约的电影多，但在视觉上简约的电影少。”

除此之外，他也想和观众达成一种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灌输。“以前的‘疯狂’系列都太满了，其实没有留下太多给观众解读的空间，《无人区》可能有一点，但还不够。”

这也是他把《红毯先生》称为“优雅”喜剧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大众熟知的“疯狂”系列，这部电影有些太安静了，没有多余的配乐，没有浓烈的色彩碰撞和繁杂的多线叙事，也没有扭曲变形的角色和疯狂无序的行动。电影只用了380多个镜头，固定镜头居多，留白更多。有时镜头对准了一处，对话人在镜头外出声，画面里只剩下刘伟驰的反应。

刘伟驰去乡下考察，村书记给他介绍扶贫建设的房子，他坐在车里看着窗外眼神复杂，关上车门离开。但房子长什么样，没人知道，只能自己想象。

在宁浩看来，“戏剧一旦建立之后，它会自己生长。虽然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也不能直接去搬生活的桥段”，因此，即便电影中有与娱乐圈真实事件很像的情节，他在创作时也并不知道原委，宁浩称这是一种“戏剧在自然生长后与生活形成的对照”。

就像片中不断往电影里塞人、要把电影拍成汽车广告的资方，宁浩自认没有遇到过类似状况，但“生活中总有这样的人，傲慢无礼、横加干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或者说我们都当过乙方，也都知道甲方是什么样。”

沟通无效，没有答案

《红毯先生》的剧本写了一年，最开始，宁浩给编剧的题目是，“以刘德华为主角的，讲述大明星沟通问题的电影。”

在讽刺大明星、内涵娱乐圈、“创飞”所有人的外壳下，沟通的无效性，是宁浩最想提出的问题。

在影片前段，刘伟驰不愿沟通、拒绝对话，也因为一种执拗的认真造成不少误会：把养猪户送的杀猪刀丢进田里，养猪户认为他看不起农民，但他拒绝道歉；想展现敬业，不用替身骑马拍戏，从马上摔下来，被认为是虐待动物。

虽然以刘伟驰这个大明星为主角，但宁浩觉得，这种沟通困境是共通的。

电影后半段，刘伟驰身边的工作人员、网民、甚至普通的观看者，都成为影片中想要解构的对象。刘伟驰想解释骑马是他专业性的一种体现，但为他公关的人觉得这不重要。刘伟驰怪经纪人不帮他解决问题，后者转头就去拜佛，似乎并不当回事。

小娱将这些理解为“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但到了宁浩这，这仍然是沟通的问题：“或许这个经纪人所认知和理解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拜佛，并不能指责他不够认真，这就是他认真的方式”，互相不理解的沟壑再次出现。

宁浩自己也加入进来，在电影中饰演一位有得奖野心的导演，在与刘伟驰的合作中反复重现沟通的无奈：导演想拍严肃题材，而刘伟驰想拍父爱。多轮沟通甚至吵架之后，还是无法说服对方。

影片中，刘伟驰很爱玩魔术，宁浩觉得这是一种忧伤和孤独的行为：明星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自由出门，只能将更多时间花在自己与自己的练习当中。

来内地的刘伟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喊“老铁，666”，照做后误喊成“liaoliaoliao”，他想修正，却被夸赞“这个很好”，就像成龙大哥的duang一样，可以成为网上的热梗。

这种沟通困境有解决办法吗？刘伟驰在影片结尾骑的“平衡车”被视作一种选择。

在采访现场，宁浩的身边摆了一头仰着头的猪，他很喜欢这头猪在影片中的表现，认为这是他作品中内核的一贯延续：世界是荒诞的，一切没有答案。

这头猪，也是刘伟驰外化的“欲望”象征。当他有想拍一部农村题材电影的愿望时，猪出现了。他把猪带在身边，当成宠物。最后“虐待动物”的危机出现，一片混乱中，猪跃上会议室的长桌，打翻一切，最后冲出扶手坠楼“自杀”，刘伟驰面临的危机也戛然而止。“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当一个混乱覆盖另一个混乱时，一切都解决了。”

当宁浩又一次卷入赛道

2019年《疯狂的外星人》之后，宁浩很长时间没有独立执导的长片作品。

《我和我的家乡》上映前，他曾在《人物》的采访中称自己不知道要拍什么。“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也不是因为疲惫，而是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拍出来有意义，拍啥？世界上又不多一个商业片，又不缺一个商业片。”

如今《红毯先生》就是他给出的答案。它有商业片的配置：大体量投资，刘德华的加盟，在春节档上映。但它又不再像“疯狂”系列那样寻求更大众化的理解，虽然有“沟通”这个终极命题，影片还是更偏向作者的自我表达。

比起春节档常见的合家欢喜剧和视效大片，《红毯先生》显得十分特别，但宁浩还是想给观众多一种选择。他不认为爆笑或者笑中带泪是评价一部电影的标准，“电影可以有很多丰富的感受，作品就应该给人不同的感受和独特的体验。”

五年前《疯狂的外星人》同样征战春节档，票房不错，但口碑两级分化，宁浩对此也没有太多焦虑：“电影本来就是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不喜欢，这其实挺好。”

现在他最焦虑的事，还是创作，更具体地说，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花更多精力在创作上。

过去几年，他带领的“坏猴子军团”打造了多部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爆款，作为监制，他形容自己的角色是发球者，而不是上场打球的人，为新导演提供创作建议，但也尊重导演自己的想法。

在采访中，宁浩透露，坏猴子72变计划，除了每年继续推进3到4部作品，还会继续扩大范围，搜寻大中华地区更多优秀的华语导演，“这个计划很快会实现，也许就是今年”。之前娱乐资本论采访坏猴子影业CEO王易冰时，他也曾提到，72变计划并未设定周期性的固定目标，一切都遵循电影创作的自然规律。

宁浩成为最卖座的电影导演之一时，他说自己其实不想卷入赛道：“现在每个人都有落伍焦虑，每个人都在拼命往一条赛道挤，没完没了地竞争。我原来不做生意而做电影就是为了避开这些竞争，没想到最后还是被迫卷进了赛道。”。

最后《红毯先生》还是卷入了春节档大战。

他也曾在采访中谈到，中国电影市场最需要的是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只是在全年商业氛围最浓的春节档，这种“奢望”看起来又很难。

但《红毯先生》仍然是一次值得的冒险，正如宁浩在面对“这部电影是否适合春节档”的回答：“什么东西格式化了都挺怪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