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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画像

春秋末期郑国新郑人邓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思想家。

他学识渊博，擅名辩之学，是诸子百家之一名家的先驱；他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是彻底否定周礼的革新者；他“私造竹刑”，是我国第一个私人立法者；他聚众讲法、帮人诉讼，在我国法律史上具有开创性贡献，是我国讼师即律师的祖师爷。

这样彪炳史册的成就，有一项就足以青史留名。厉害的是，邓析却将这些堪称伟大的成就集于一身。说他牛，那是真牛！

然而，被众多光环加持的邓析，命运却很悲惨。公元前501年，年仅44岁的邓析，被郑国执政者姬驷歂所杀（一说为子产所杀，笔者认同驷歂所杀说）。

如此天纵英才，为什么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

从职场处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邓析触碰了不能触碰的职场禁忌。

一是处处针对上司，严重渎职，破坏国家法令的执行力。

邓析是郑国大夫，属于贵族阶层，妥妥的国家高级公务员。他的职责应该是执行好执政官颁布的政策法令。如果认为政策法令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强大，作为大夫，他可以上书建言献策，帮助执政官完善政策法规。即使上司不采纳，也可以保留意见，决不能因此反对甚至阻碍政策法令的执行。但我们看到的邓析，却是反其道而行！

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作为维护王朝统治秩序的上层建筑周礼对人们的约束力减弱。在这种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如何对待周礼，郑国当时出现了两种观点，一是以子产为代表的改良派，二是以邓析为代表的革新派。

邓析“两可说”经典案例尸讼案

邓析任大夫时，郑国的执政官是著名的改革家子产。子产与邓析，是上下级关系。

子产作为郑国执政官，站在维护贵族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立场，没有全盘否定周礼，对周礼采取继承基础上加以改良的态度，并据此在郑国实行了“铸刑书”等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

邓析则从平民出身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主张”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对传统的周礼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且对子产的改良进行抵制和批判。

二人对待周礼的不同态度，属于思想学术层面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可以展开讨论和论战，这在春秋末期周礼衰微的文化环境下是很正常的。

然而，一旦某种学术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并据此制定出的政策法令，则具有国家强制力，必然要求令行禁止，需要全体官员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才能使国家稳定、社会发展。否则，就是渎职，说严重点就是犯罪。

子产是执政官，他从当时郑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周礼进行批判地继承，据此推行了 “都鄙有章”“庐井有伍”以及“作封洫”“制丘赋”“铸刑鼎”等一系列符合实际、有利国家强大的改革措施。

作为下级的邓析，基于对子产学术思想的不认同，进而对子产的改革进行坚决抵制和批判。

据《吕氏春秋・离谓》记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也就是说子产每发布一项政令，邓析都要进行批评和指责。如果仅仅停留在批评和责难还则罢了，问题是邓析还想尽办法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成功抵制。

《吕氏春秋・离谓》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子产执政时，郑国人“县书”议论朝政，子产下令禁止“县书”，邓析就以“致书”应对；子产下令禁止“致书”，邓析又以“倚书”为难。就这样，子产不断下达禁令，邓析见招拆招、应对之法无穷。

邓析帮人诉讼

就是说，作为郑国大夫，邓析不但不维护执政官子产的权威，不执行子产的政令，而且想方设法处处对抗处处成功拆台。

邓析的这种行为，严重突破了处世底线，触犯了职场大忌：

从上下级关系角度来看，邓析以下犯上、失其顺逆，严重损害上司子产的尊严和权威。

从履行职责的角度来看，作为郑国大夫，邓析不但不执行政令，还想方设法阻碍和破坏国家法令的推行，犯了严重的渎职罪。

这里明面上看起来邓析聪明绝顶，让子产束手无策，颜面扫地，但实际上他显摆的只是小聪明，却缺乏处世为人的大智慧，势必引起上司的不满和厌恶。

二是未经国家允许，私自立法，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

子产在郑国“铸刑书”公布成文法，使过去秘而不宣的刑法条文人人所知，为人们研习法律与诉讼创造了前提。这本是一件大好事，但邓析却因不满子产对周礼的改良，对于子产刑书也持否定态度，于是私自制定了一部刑法，并把法律条文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

我们知道，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律的制定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和制度，任何个人、任何机构都没有私自制定法律的特权。邓析私自立法，就是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就是现代社会也无法容忍，何况是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

如果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只是渎职的层面，那么邓析私造竹刑就已经上升到对抗

竹刑

国家制度的层面。邓析离断头台更近了一步。

三是聚众讲法、劝民诉讼、帮人诉讼，收取费用，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

邓析不仅私造竹刑，还聚众讲法，招收门生，直接讲解、传授法律方面的知识和诉讼的方法，扩大竹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据《吕氏春秋》记载，邓析讲解法律时，总是站在与子产的“刑书”相对立的立场上，驳难其原则与规定，引导人们利用刑书的漏洞为自己争取权益。因为邓析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与执政者的看法相反，同时也因为他运用逻辑推理的名辩方法，能够把握法律的具体规定，有关名词概念以及案情事实，巧妙地加以推衍。因此邓析普法效果非常明显，大受民众欢迎，来向他学习法律诉讼的人多得不可胜数。

“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从《吕氏春秋・离谓》这段记载来看，邓析讲法，帮人打官司不是做免费的公益事业，也不是进行免费司法救助，而是按照案件的难易大小收取不同费用。从“学讼者，不可胜数”来看，邓析讲法作律师的收入不菲。

邓析的这些行为，又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以私刑对抗国家正式法律，扰乱正常司法秩序；二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却整天讲学做律师谋取私利。

四是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邓析学识渊博、能言善辩，帮人打官司时总是胜诉。

那么，他为何总能稳操胜券呢？

“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吕氏春秋》中这几句话，道出了邓析总是打赢官司的原因：邓析研究法律条文，善于钻法律空子，没有是非标准，只要出了钱，他想让官司赢就能赢，他想让官司输就一定输。虽然失去是非标准，但邓析辨术高超，“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官府没办法推倒他，因此他经常推倒官府的定论。这就损害了国家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其结果就是是非不分、舆论混乱，加之邓析的追随者甚众，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了国家统治秩序，成为执政者的祸患。此时邓析已经把自己成功推上了断头台。

邓析聚众讲法

“郑国大乱，民口灌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吕氏春秋》）

《荀子・非十二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从以上两条记载表明，邓析所作所为起到的作用是“欺惑愚众”“不可以为治纲纪”，造成的结果是“郑国大乱，民口灌哗”，成为执政者的绊脚石，那么搬开这块石头，就是执政者的必然选择。于是，邓析被杀，“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这十二个字，字字千钧，足见邓析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是非标准和国家法律的正常运行。到了这步田地，神仙也救不了邓析！因为个人学识越好、能力越强，却不能为国家所用，对国家的危害就越大。只可惜，聪明如邓析者，也终究没有参透这个道理。

戴尔·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一书中引用了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的一句话：”凡你我所做的事都起源于两种动机，性的冲动和能成为伟人的欲望。”

以此来看，邓析的行为的驱动力，大概是“成为伟人的欲望”。因为他处处针对子产，处处压制子产，从破坏法令的执行，再到私造竹刑、聚众讲法、帮人诉讼，目的似乎都是想证明自己处处超过子产。这种强烈的好胜欲望驱使着他，使他忘了职场规则和国家法度，最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