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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是秦国法家的代表，王安石曾称赞他的变法是“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作为一名法家代表，到底师从于谁，众说纷纭。

一、先秦法家来源于儒家

春秋战国是思想多元化、文化大繁荣的时代，法家思想产生于受到了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其中含有许多儒家因素。

先秦早期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具有天然的联系，如因“撰次诸国法，著《法经》”而被视作法家鼻祖的李悝，他在青年时代曾师从子夏。子夏是孔子的高徒，为孔子去世后其子弟所形成的八个儒家分支中的“子夏之儒”的创始人，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他这个人讲究实用主义，但孔子不喜欢他太过功利主义，所以批评子夏是个“无为小人”、“小人儒”。不过，子夏在政治方面主张改革，很有魄力，这恰巧是后世法家极为推崇的。

子夏的思想对李悝的影响很大，李悝以儒学为基底，开创了崭新的法家之路。这些儒学因素在李悝为政的手段中可见一斑，李悝后来到魏国为相，改革中有“尽地力”“平籴法”，都是为了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保护农民利益，这和儒家“爱民”“恤民”的思想是一致的。

先秦法家还有个著名人物吴起，早年师从曾子，后来弃儒从兵。刘向在《别录》也证实:“左丘明传曾申，申授卫人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吴起的思想包括“治四境之内，成训教， 变习俗， 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可见他也师承于儒家，崇尚“尊尊”“亲亲”。

二、商鞅的师承

李悝于公元前395年去世，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法家思想和改革经验，受益人包括他的老乡商鞅。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出生于公元前395年，两个人应该没打过照面。

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听说秦国君主要改革，就带着李悝写的《法经》跑过去了，《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成为了商鞅改革的蓝本，李悝可以算商鞅间接的老师。

商鞅在秦国得到国君支持，一开始施行改革没人信，就搞“徙木立信”那一套，这个法子实际上照搬了吴起在西河搞的“徙木立信”，如此说来吴起也算是商鞅的老师。

正是由于商鞅的经历无法脱离李悝和吴起，所以郭沫若评价商鞅“是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商鞅受到的儒家因素影响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深刻。

但人很难自学成才，商鞅必定跟从具体人物学习过。有一个说法是，商鞅为尸佼的徒弟。尸佼是魏国人，一说鲁国人，他明于刑名之术，被称为“尸子”。

刘向较早提出商鞅之师为尸子，他考证说：“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又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刘向认为商鞅在秦国改革时，尸子为其“谋事画计，立法理民”，直至商鞅被车裂，尸子才惶惶出逃。尸子为商鞅师者，这也是目前较为普及的观点。